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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个“失败”的年轻人与214名黑奴的“自由之路

类别:波士顿攻略 日期:2018-3-4 10:56:59 人气: 来源:

  历史书写往往源于偶然,埃里克·方纳的《自由之路:“地下铁路”秘史》这本书的起点,是一份意外发现的历史手稿。在美国史学界,方纳是内战、重建和黑人史领域的名家,但在此之前,逃奴和“地下铁路”并不是他关注的重点。几年前,方纳正在潜心写作一本林肯传记(后来获得班克罗夫特的《烈火中的》),于是雇了一名历史系本科生帮他遛狗。有一天,这名学生告诉方纳,她在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里发现了一份关于逃奴的手稿。手稿的作者名叫悉尼·霍华德·盖伊,美国内战期间,盖伊是美国三大“便士报”之一的《纽约论坛报》的实际负责人,在此之前,他是纽约废奴派《全国反奴隶制标准报》的主编。从这份尘封的手稿中可以发现,盖伊在新闻人的身份之外,还有一段不为人知的经历。内战前夕,盖伊曾经是纽约城“地下铁路”的之一:他负责接应和安置那些从南方蓄奴州一路逃亡至此的黑奴,再把他们送往新英格兰和的安全地带。根据手稿的记录,仅1855年到1856年间,盖伊就救助了至少214名途经纽约的逃奴,其中成年男性137人,成年女性44人,儿童29人,未明确提及性别的成年人4名。同时,盖伊还详细询问和记录了这些逃奴的姓名、出身、出逃原因、逃亡路线和沿途经历。

  只有训练有素的历史学家才能意识到盖伊手稿的价值。自从1839年“地下铁路”这个词诞生以来,人们就很难区分关于“地下铁路”的种种说法中,有多少源于史实,又有多少只是传说。1853年的《纽约时报》认为“地下铁路”只是一种笼统的称呼,指的是全国各地救助逃奴的不同类型的组织,但同年的南方却认为“地下铁路”是北方人有组织有地奴隶逃跑的机构,甚至还有人怀疑“地下铁路”本质上是个诈骗团伙,专门夸大其辞,骗取那些同情奴隶的好心人的捐款。“地下铁路”的亲历者留下的记录原本就不多,可信度更是参差不齐:逃奴本人当然是最可靠的叙述者,但他们大多不识字。1840年代最有名的两位逃奴是“箱中人”亨利·布朗和混血儿哈里雅特·雅各布斯,他们的自传都经过了废奴主义者的润色或是。像盖伊一样,“地下铁路”的经营者们一般会留下一些记录。然而1850年联邦《逃奴法案》通过后,营救逃奴成了重罪,出于安全考虑,大部分“地下铁路”的记录都被了。内战结束后的几十年间,又有一大批涉及“地下铁路”的回忆录和稿问世,但也未可尽信:废奴派往往过于夸大北方人救助奴隶的功绩,反对他们的南方人又热衷于渲染“地下铁路”的严密组织,以图证明废奴和内战根本就是北方佬的。有的书中号称从1830年到1860年间通过“地下铁路”逃往北方的奴隶有几万人,其他版本则号称有几十万人。坊间流传的“地下铁路”故事充满了英雄主义和传奇色彩,但其中历史与虚构的边界是模糊的。

  在扑朔迷离、难辨的“地下铁路”故事中,纽约城又一直是“地下铁路”历史的盲点。19世纪上半叶,美国东北部的城市大多反感奴隶制,纽约却是个例外:纽约港的经济命脉与奴隶劳动紧密相连。正如斯文·贝克特《棉花帝国》中提到的,美国棉花种植的中心虽然在南方,其转运和经销的枢纽却是纽约。还有布鲁克林的蔗糖、烟草和靛青生意,背后也连结着路易斯安那和西印度群岛的种植园。1830年到1860年的大多数时候,纽约市长都是亲奴隶制的党人,地方也热衷于追捕逃奴,帮助奴隶逃跑者一经发现就会被罚款,情节严重者甚至可能。1898年历史学家威尔伯·西伯特出版第一本研究“地下铁路”的专著时就发现,有关纽约城的记载几不可寻。另一方面,纽约又是逃奴北上的关节要道。尤其在1855年尼亚加拉瀑布铁路吊桥落成之后,“上北部”弗吉尼亚、马里兰、特拉华诸州的逃奴乘火车或帆船逃往,经纽约中转后前往奥尔巴尼、雪城等地,不消数日就可抵达。我们很难想象盖伊冒着怎样的风险才记录和保存了这份手稿,这是迄今为止关于纽约城“地下铁路”运作情况的最详细的记录,更补全了东北部“地下铁路”路线中一片至关重要的拼图。从盖伊手稿出发,结合多种已知的史料,埃里克·方纳不仅还原了1830年到1860年间美国东北部“地下铁路”的组织和运作情况,更深刻出了逃奴问题与内战爆发的关系。

  其实,要不是命运跟悉尼·霍华德·盖伊开了一连串的玩笑,我们不知道他是否会成为一个废奴主义者。那时候,在新英格兰的上层家庭里,当个废奴主义者还是件离经叛道的事。1838年,当25岁的悉尼·盖伊忽然宣布自己要投身废奴主义运动时,全家人都“吓了一大跳”。盖伊的父亲是州的银行富商,盖伊家的先祖更是显赫:他们原本是1629年总督约翰·温斯罗普来到殖民地的第一代清,还与好几家名门结过亲。如果一切发展顺利,盖伊家也许能够成为亚当斯家、杰伊家这样的望族,或是在继续深耕细耘,成为“波士顿婆罗门”家族之一。然而,盖伊的祖父在美国战争中“站错了队”,成了支持英军的“派”,生命就此终结。盖伊的父亲转投商海还算成功,但年轻的悉尼·盖伊好像干什么都不太顺:在哈佛大学呆了两年就因病,被家里派去中国做生意却发现不久前广州十三行刚刚了大火。身心俱疲的盖伊回到美国,跨过俄亥俄河,沿密西西比河南下,想在重新起家,但这门新事业也以失败告终。到了晚年,盖伊还忍不住自嘲道:“我这辈子最值得夸耀的大概也就是我的世家出身了。”

  19世纪30年代,俄亥俄河对岸还有另一样东西:奴隶制。盖伊是个受过良好教育、见过世面的新英格兰年轻人,但他此前从没见过种植园:从1777年到1804年,美国北部十个州陆续废除了奴隶制,但在联邦的默许下,南部州的奴隶制保留了下来。当然,奴隶制看上去跟美国个人自由的原则有些冲突,但支持奴隶制的人总能找出种种理由:奴隶制是最符合南方自然和文化传统的制度,奴隶制的存废是各州的自由,奴隶在种植园中生活得并不凄惨,奴隶勤勤恳恳主人,主人则给予慈爱、和照顾。当时的主论是:奴隶制是美国的独特国情,那些主张立即在全国范围内废奴的人,要么是不通世故的教狂热,要么是针对南方人民利益的家。甚至到了1860年党全国大会时,后来成为“伟大的解放者”的林肯还力劝各派不要在《逃奴法案》等争议话题上,以免引发南方人的抵触。因此,当年轻的盖伊第一次见到密西西比河谷中的种植园时,他并不觉得反感:种植园房舍俨然、田亩有序,奴隶们看上去衣衫洁净、营养充足。然而,当他准备动身去一间种植园考察时,有人递过他一杆“用于自卫”。——既然种植园里的奴隶个个“心满意足”,为什么一个白人男性会需要自卫呢?从这一刻起,对于奴隶制的怀疑深深嵌入了盖伊心中。

  对于那些没有机会到访南部的北方人,逃奴的存在就是他们质疑奴隶制的引子。每一个从南部出逃的奴隶,都给“善主忠仆”的打了一记响亮的耳光。其实,1860年时,全美奴隶人口已有近400万,每年逃跑的几千名奴隶并不能奴隶制的经济根基。逃奴问题之所以重要,在于它一方面引发北方人对于奴隶制的关注、壮大了废奴主义的力量,另一方面,逃奴的法律身份引发了绵延数十年的联邦权与州权的争论。如果说奴隶是奴隶主的个人财产,那么北方自由州有没有协助奴隶主追捕逃奴的义务?北方州的法与南方奴隶主的财产权哪个更重要?正因为逃奴问题引发了这些争议,奴隶制不再是地方性的问题,而演变成了全国问题。当和对奴隶制一味绥靖的时候,是逃奴把奴隶制存废的问题推到了的面前,逃奴问题最终成为内战爆发的导火索之一。

  从表面上看,19世纪美国的奴隶制似乎和当代读者的生活没有什么关系。但埃里克·方纳这本书讲述的,恰恰不是奴隶制本身的故事,而是自由与解放从何而来的历史。“地下铁路”的主角从来不是庙堂之高的家,它是湮没在烟尘中的贩夫的历史,是被者追求解放的历程。正是通过历史学家的努力,我们知道了“地下铁路”不仅仅是小说家笔下的传奇,正是这些弱小、困顿、连基本都被的逃奴,撬动了美国历史的进程,正是“地下铁路”沿途那些默默无名的普通美国人,冒着风险帮助奴隶获得解放。

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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